问道“中国芯” ——与全国政协委员邓中翰、周


更新时间: 2019-11-18

  ■集成电路芯片一般只有指甲大小,却是现代工业的灵魂。它的核心功能是输入指令,进行运算,输出命令,就像人的大脑指挥全身的运动一样。目前,全球工业系统正在逐渐进入智能化时代,芯片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可以说,一个现代国家的工业体系如果没有集成电路芯片,基本上就会处于瘫痪状态。由于集成电路芯片产业具有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并且迭代快,一旦形成竞争优势,新投资者进入将面临极高的风险。但因为它带动的产业价值高,几乎所有工业型国家都在某些领域寻求突破,以在全球分工中谋得一定的线年前的一天,周王室资深图书管理员李耳西出函谷关,留下了“道之为何”的千古一问。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苦苦追索答案。迈入新时代,中国人已然有了自己的答案。

  不过,生活的常识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们,找回根本大道后,依然要解答一个又一个新问题,www123kjcom开奖现场,避免误入岔道。比如,集成电路芯片产业发展之道。

  求解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一块坚实的铺路砖。

  邓中翰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并且创办了中星微集团,不断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

  周玉梅是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至今一直从事集成电路研究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

  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给了这份事业。对待这份事业,他们有爱,有思考,也有期待。

  邓中翰:首先,任何创新都是对既有的颠覆或超越,难是它的基本特质。如果说一件事一点也不难,那很难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创新。其次,从科技发展史角度看,现在不是苹果掉下来砸在脑袋上就能出成果的时代了。树上成熟的苹果基本没有了,只有团队合作爬上树、垫高自己,才可能摘到苹果。

  其中,芯片产业又有特殊性。它与高铁、水利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重大工程有明显区别。比如,直接与国际巨头竞争,产品换代周期短,研发难度不断增大,研发投入持续走高等特性。因此,为扭转芯片核心技术上被“卡脖子”,芯片安全面临威胁的现状,我们要走既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硅谷的创新道路。1999年,我响应祖国召唤回国创业,在工信部(原信产部)、科技部、财政部和北京市的支持和投资下,带领团队承担和启动实施“星光中国芯工程”,在中关村创建中星微电子公司。20年来,我们申请了3000多项国内外专利,将数亿枚芯片打入苹果、索尼、三星、戴尔等国际巨头的产品中,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星微也于2005年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与公安部一所作为联合组长单位牵头制定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核心自主技术标准,包括SVAC国家标准(GB/T25724-2017)和GB35114-2017国家强制标准,使我国在该领域跨入世界领先水平。20年前,财政部对中星微1000万元的投资,是我国国有资本进行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在中星微赴美上市后获得了22倍收益。这为后来的国家大基金进行投资开创了成功先例,也为中国科技体制创新探索出一种模式。

  但创新并不止于一种模式,鼓励大胆探索,营造更为宽松的创新环境,让创新者享受挑战的乐趣,更为重要。

  周玉梅:这是一个链条长,而且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人才密集的产业。技术上,它在不断挑战极限,现在全球最先进的商用芯片已经采用7纳米工艺。资金上,仅制造环节硬件投入,28纳米级别的设备就需要70亿美元左右。而且每提升一代工艺,就需要一代新设备,这与传统制造业很不同。我们经常形容这是一个穿着“红舞鞋”的产业,一旦进来就停不下来。而且每个细分领域只有前两名才有优势,是一个典型的赢者通吃的市场结构。从投资收益讲,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高,但带动产业附加值高。比如,胎压自动检测功能给汽车价格带来的提升,与其压力传感器和配套芯片的价格是无法比拟的。正因为链条长,没有一家企业能从头做到尾,也给了我们在产业链条上逐点突破的机会。

  周玉梅:芯片产业是个国际分工比较完整的体系,每个国家都不敢说自己是这个行业老大。近些年,特别是国家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内芯片设计可以用异军突起来形容——华为的基带芯片,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华为手机作为终端产品已经逼近苹果手机的水准;以中芯国际为代表的制造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完成了14纳米布局,正在研发7纳米工艺;装备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个别产品已经走出国门;封装领域差距最小;设计工具EDA方面,美国实际上具有垄断地位,我国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熊猫”虽然没能实现赶超,但现在的“飞天”已经显示不错的潜力。邓中翰:我们要承认差距,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潜力。20年前,我刚回国时,市场上的芯片基本上都是国外的。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基本实现国产化了。比如我们这两年相继推出的“星光智能一号”、“星光智能二号”人工智能芯片,采用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架构,已经大规模应用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摄像头中,发挥出色的前端边缘计算能力,为国家公共安全、信息安全提供技术保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

  邓中翰:1999年,新中国50周年大庆。我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工农教科各个领域的彩车从面前驶过,接受人民的检阅,内心充满骄傲、激动,也有一些惭愧和不安。我在国外求学多年,做了不少芯片,却还没为国家做过一片芯片。观礼结束后,我和团队决定,回国创业。10年后的2009年新中国60周年大庆,我有幸站在彩车上,拿着我们自主研发的芯片,佩戴六枚奖章,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想建议国家邀请海外人才代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也许在新中国80周年庆典上,又会有一批留学归国人员,带着自己的创新成果,在彩车上接受人民检阅!芯片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也是容易发生“卡脖子”的领域。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从我本人来讲,作为一名院士、无党派人士,特别现在成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感到有强烈的责任感,为国家在这个领域能够取得一些国际话语权,在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不断推出新型技术产品以及大规模的应用,抓住新型人工智能这样的先机,服务公共安全,给广大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收获,保障国家公共安全、信息安全。另一方面,要积极履职尽责,把自己这些年的经验、观察和所思所得,分享出去,为产业发展提出高质量的提案,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产业的美好前景、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对个人成长的价值,带动更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投身到集成电路芯片产业中来。产业有了吸引力,人才供给质量也会快速提升。

  周玉梅: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广纳天下英才,对于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更是如此。没有一流人才,是做不出一流产业的。当前,从国内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芯片领域人才面临着三个突出问题:人才总量供给不足,知识结构不完备,人才的质量与企业需求有不小的差距。我的建议:一是从学科设置上,要设立集成电路一级学科,适应集成电路产业知识融合的特点。二是打造产教结合实践基地和实训平台,在学校、企业之间,搭建若干能让学生动手试验、实习的基地,加快人才培养步伐。

  记者:现在全社会都非常关注芯片产业。您认为,从长远发展来讲,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周玉梅:有关注当然是好事。不过,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有自身的特殊性,要有持续性、有耐心、有恒心,切忌浮躁。同时,它是一个全球开放的体系,一定要坚持合作、开放、共赢的思维。在这个产业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能把全产业链都做全,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问题。邓中翰:媒体上经常说技术产业要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其实,这三者不必是递进关系。不同的产业,策略并不相同。我们完全有机会在某些领域换道超车,实现领跑。比如,我国的北斗系统,就是在无人地带开创了自己的标准,打造了自己的体系,全球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地区用我们的服务和产品了。其实,许多国际巨头也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有市场数据方面的优势、体制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开辟一个新市场空间,打造自己的底层核心芯片,优化产业链,形成中国标准、中国体系。我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有相对完整的自主产业体系,也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实现全球分工、产业共享,这是持续发展保持领先必须坚守的原则。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闭门造车只会导致落后,不会让我们更强大。

  记者:两会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和致公党中央相关领导在京开展了“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攻关进展”调研。可以说,各界对集成电路芯片产业高度关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二位对政策有什么期待?

  周玉梅:作为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参加了很多全国政协组织的相关调研,调研组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并且得到了积极反馈,有些建议已经体现在政策中。可以说,近年来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高度重视,各部门也相继出台了支持产业发展的新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有些新政策与以往的政策有冲突的地方,导致新政无法落地。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对现有政策做系统梳理,把相互制约的关系理顺,形成政策合力。邓中翰:2月20日,习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新型举国体制,应该是我国一些关键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法宝。我想说的是,不要一说举国体制就认为只有我国在这么做,其实在重大科研、产业项目上,这是国际通例。美国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都是典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政策杠杆撬动一个又一个产业腾飞。集成电路芯片产业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非常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推动力。当然,我们要注意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的区别。新型举国体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举国体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是从产品导向调整为市场价值导向;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是从过去纯粹依靠行政资源配置,调整为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行政资源配置有效引导;第三个是从过去不计成本地追求目标的达成,调整为目标的实现与成本效益比并重。